要知道,现在孙可望比原来历史上权势更大,击败满清也不再是纸上谈兵,投靠他的文人官员数不胜数,方于宣的地位远比不上之前。
所以,方于宣也比原来历史上更加谄媚和毫无底线,组织起了几个和他一路货色的文人,竭力吹捧孙可望和朝廷。
在他们的眼中,如今的西南,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吃饱喝足,政治清廉,官员做事,将士卖命,可谓是“阜安民乐”!
而这一切,自然都是英明神武孙可望的功劳,没有摄政王孙可望的领导,就没有西南六省百姓的美好生活,更不用说驱除鞑虏,恢复河山了!
因此,忠于摄政王孙可望,听摄政王的指挥,拥护摄政王,便是忠君爱国,便是抗清的唯一正道!
王夫之看着这些毫无逻辑可言的歌颂溢美之词,心中十分抵触,他又想起了孙可望对他说的——“孤不缺唱赞歌的人,孤缺有骨气,说真话的人!”
不过,他也不知道孙可望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根本不敢和孙可望说什么违逆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的王夫之,在辗转湘桂二省,参与抗清数次,见识了党争,又做了卧底之后,心态思想早已经和早先不同,只是缺个契机,一时还没法扭转罢了!
他心中的忠君此时更像是思维惯性,被一直以来的道德枷锁禁锢着,就如同他怎么也不敢看《君主论》一般。
这其实也就是他在李定国大胜,甚至是孙可望大胜之后,还十分犹豫要不要出山的原因之一了。
至于摄政王孙可望,王夫之早已经不敢小瞧了,更没了之前的鄙夷之心,只是还不信任对方。
说到底,在现实和观念的联合夹击下,又接触到了君臣民,专制与共和的思想之后,善于思考的王夫之又哪里会毫无触动?
虽然他一直认为东学高于西学,西学的源头其实是东学,但王夫之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便是他并不十分迂腐,很多时候都会认错,会辩证批判吸收,取其精髓,去其糟粕!
王夫之摇了摇头,放下方于宣交给他的“长篇大论”,随即又将屋外的学生喊了进来,让他把这些“赞歌”的文稿送回去给方于宣。他并不想掺合这些事情!
随着孙可望“反腐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西南五省各个州府县城都有不少官员落马,贪腐成风的地方很快面貌一新。
而这些落马的官员都会被直接押往长沙,受大理寺和督察司的联合审讯,根据最新版“大明律”的条例来确立罪行。
不过,这一革新之举也使得熟知大明律的官员文人,甚至是讼棍,都成了抢手的香馍馍,但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许多混乱和错误,甚至是发生了不少的误判。
而最严重的还是——长沙的天牢满了!
要走程序正义,拖拉纠缠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也是有效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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