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是“责任”，我不仅要对彭国梁两口子负责，更有对我自己亲人的责任，想一想跟上彭国梁以后的日子，我老婆骂的最多的就是彭国梁对我不负责任，是啊，即使没有这个包，我的政治生命也因他对我不负责任而终止了，其实与一个连对自己都不负责任的人谈责任，简直是奢侈，彭国梁因对自己不负责任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步他的后尘，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终于明白了，眼下我应该对彭国梁负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包交出去，把这个包交出去，对所有人的责任我都负起来了。想一想我老妈对我担心的眼神，想一想我老婆为我担惊受怕的表情，想一想我孩子因彭国梁一案在学校受到的歧视，想一想我哥对我振聋发聩的提醒，我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负责，而去为一个自作自受不对别人负任何责任的人牺牲掉自己，这的确太不值得了。彭国梁不是上帝，他也不可能是上帝，那么我凭什么要做约伯，相反，面对撒旦，我必须反击！还是博尔赫斯笔下的埃纳尔松说的对，“我的归宿在这里，不在世界的尽头。”

　　第二天，我提着装有不干胶包的手提兜走出楼道时，感觉太阳是新的，好像谁说过，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只有今天早晨的太阳焕然一新，既然太阳不再是昨天的太阳，那么我也不应该再是昨天的我，那么我是谁？或许只有停止思想的时候，我才知道，但是我的思想一刻也停不下来，不思想也要思考，我知道思考着的我不是我，梦中的我也不是我，我脑海中闪现的所有细节可能都是事实，而事实却是虚构和推理的出发点。不管怎么样，我出发了，我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省军区大院，我知道再从那个大院出来时，我就彻底解脱了。

　　我走进曾经双规过我的招待所，推开指定的房间的房门，想不到邓宏昌竟然亲自在等我，旁边还坐着两名专案组成员，我走进房间，不等邓宏昌开口就从手提包内拿出了那个不干胶包。

　　邓宏昌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我不慌不忙地陈述了基本事实，唯一不实之处就是我告诉他们我从未打开过这个包，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钱。邓宏昌听了我的陈述不露声色地让我打开包，我费了半天劲撕掉了包上里三层外三层的不干胶带，露出那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厚厚的牛皮纸，然后我缓缓打开纸包，里面顿时露出了长满绿毛的绿票子，我发现在阳光的辉映下，满屋子闪着绿光。

　　邓宏昌左右看了看两名专案组成员，冷哼了一声，然后淡然地笑道：“数数吧。”

　　我装出吃惊的样子，故作紧张地拿出一叠绿票子抖落上面的一层绿毛，然后十分认真地数了起来，不多不少，一叠刚好一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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