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通分析下来,可以看出,今日的制度中,构筑合法性,说服人们遵守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哪怕它不见得公平。但这里有第二个问题,谁来构筑和维持合法性。
一般情况下,这个工作是由祭司们负责的。但中原的祭司团体早已被朝廷兼并,祭祀权高度集中,牢牢把握在皇帝手里。按理说,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问题是,这只是理论上如此。
现实中的皇帝,并不是传说中的圣王,自己一个人就能建立和维持合法性,威望高到让民众一看就想追随。相反,某些统治者甚至属于“望之不似人君”的类型,不但不能履行大祭司的基本职责,维持和加强政权的“说服力”,反而天天搞破坏,甚至让大家看一眼都觉得合法性掉了。
而且,中原政权的制度,成熟的有点过头。皇帝对于祭祀权的集中,太早,太严格,但又没有相关的技术和组织,让民众积极参与到各项祭祀活动中。结果就是,民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祭祀权的真空。
大家被禁止自己直接祭拜天帝,但又没法让所有人都作为陪同人员,参与皇帝组织的祭天典礼,并且随时听取皇帝对于天命的释读。这个空间,必须有人来管,要依靠各级官吏和民间的三老、士人,对民众进行宣传和约束,从而维持合法性的存在。
白芷说,第一纪的时候,科技发达到能实时向民众放映大经师们的会议,向全国宣读新的释经结论。然而汉朝并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只能羡慕一下了。
这些因素共同的结果是,皇帝在很多情况下,只是象征性的作为大祭司存在。实际的仪式设计、对天意的解释、对民众的宣传,都是由士大夫们进行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才能“释天”?
此外,和先秦时期那些真正的上古老贵族相比,汉朝的血脉合法性是很弱的。连高祖称帝,走的形式都是诸侯们的推举,而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理所当然。这种情况下,汉朝也就更加依赖于额外的解释。
而这个解释,并不好论述,景帝时,各家多次讨论,也没有成果,最后只能提出“马肝之论”,让大家停止了讨论。
上一代大儒的代表人物董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趁着给皇帝上书的机会,他阐述了“天人感应”的理论。
这个理论宣称,上天的意志和君主的行为是互相感应的,君主的行为会引起上天的反应,以各种现象体现出来。这样,君主和天意就形成了一一对应。天意不作用于周、秦的后代,而作用于汉朝的君主,就在证明汉朝得到了天的认可,拥有天命。而解释祥瑞、灾异、谶讳的过程,就是提醒大家,天命还在汉朝。
看起来,这个理论是有利于巩固皇帝权威的,所以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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