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清军”制度的雏形。
如“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
此外,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又命五军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
十七年,兵部尚书俞纶也上疏,称“京卫军户绝者,毋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令有司核实发补,府卫毋特遣人”。
二十一年,朱元璋又诏卫所核实军伍。
可以说,从吴王元年到眼下,这二十几年的时间中,明军军户的逃亡是一直持续的。
如果在不懂明代军户制度的人看来,这恐怕是朱元璋苛虐军士后,军士们集体反应的体现。
毕竟洪武三年正是大明朝高歌猛进,实施第二次北伐的一年。
这一年左路徐达大破王保保,让王保保木板渡黄河而逃。
右路李文忠攻破应昌擒获元昭宗之子,元昭宗仅领数十骑遁逃。
五月,明军又发兵攻占河州打开吐蕃门户。
整场战役下来,北伐明军大获全胜。
可就是在这样“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背景下,明军军士竟然不断逃跑,三年时间逃了四万七千之多。
这样的现象,在朱高煦看来实在是难以置信。
不过面对朱高煦的惊讶,傅友德倒是表现得十分淡定。
他接过这书,指着上面的内容说道:“三年逃兵卒四万七虽然多,但比起历朝历代,我们已经算是治军甚严的了。”
“你看秦国变法,奖励耕战,秦国农民也是变着法逃亡。”
“唐朝的太宗、高宗开疆拓土,但是府兵也是出现宁愿自残也不去打仗。”
“更近些就不必多说,两宋厢军逃亡,北虏治下的蒙古人也是争先逃亡。”
“比起前朝,我们的逃亡数量算是很少的了。”
“况且,这些逃兵逃了也好,最少让队伍的不稳定变得巩固,再往后的逃卒也越来越少了,都是些不愿意服役的军户子弟。”
傅友德给朱高煦上了一课,不过这也是和朱高煦不了解古代和近代军事史所导致的。
如果他但凡前世上点心,那他就知道哪怕到了近现代,在开国之初的逃兵数量也不在少数,甚至在报告中出现过一个地区逃亡两万有余的记录。
不过对此,大部分将领都是从担心变得逐渐放心。
近现代都如此,更别提明初军户了。
虽然明初军户待遇不错,往往能在驻地得到二十亩至一百亩的屯田,还拥有包括“月粮”和“行粮”的军饷,但同样他们承担的责任也更大。
一户军户中,除了担任军士的父外,其余诸子也会被授予余田。
一户军户要先耕种卫所的军屯田,然后才能种自家的余田。
前者的五十亩军屯田所产粮食,仅有十二石属于军户,而后者的余田不论多寡,都要承担每亩一斗二升的征粮,接近民户征粮的四倍。
除此之外,一年下来虽然还有二十四斤盐的福利,但要命的是他们还得做好随时被移民的准备。
这样的条件下,洪武年间一百八十万军户中逃亡数万户也能接受。
不过以朱高煦过往查阅的府军制度来看,军户子弟往往大多三代而满,四代则逃。
如今的洪武朝军户大多还在第二代,第三代还没有成长起来。
一旦这第三代子弟成长起来,那卫所制的崩坏也就要开始了。
不管怎么样,日后大明都得像大唐一样转为募兵制。
想到这里,朱高煦也对傅友德作揖:“小子受教了。”
“好了,你还有甚不解的东西,都一一道来,我给伱解释。”
傅友德见朱高煦听得进去,当即也来了兴致,毫无保留的询问起了他。
朱高煦见状也高兴,连忙将自己不解的问题一一抛出,并在傅友德的解释下逐渐明了。
即便时间一点点逝去,太阳一点点西斜,却也无法打断朱高煦如海绵般吸取知识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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