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就是让钱流通起来。”
“兴基建是一种手段,还有官营贷款则是第二种手段。”
“不过这第二种手段若是玩不好,那便会发展成为如两宋官营高利贷一样的恶政,所以需谨慎。”
朱高煦所说的是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新政下推行的“市易法”,所谓市易法就是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向商户们提供贷款,商户们则以房屋之类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
不提市易法的高额利息,这项政策本来是一项让钱流通起来,发展经济的好政策。
结果,官员们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强迫辖下商户贷款,有需要得贷,没需要也得贷,朝廷因此收获了一堆烂账。
尽管神宗一度允许商人们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按月还贷,但经历熙丰变法折腾后的开封城百业萧条,无论如何法外开恩,商户们都没有能力按时还钱给朝廷,所以才又有了宋哲宗年间的“大拘掠”。
所谓“大拘掠”,也就是财产大清查和收入大管控,而清查管控的对象,就是那些欠了朝廷贷款的商户。
这次行动中,不管大户小户,一概没收房屋,接管收入,直到他们将欠朝廷的钱连本带利还上。
当然,朝廷是“仁慈”的,特许小户“拘掠一半”,只按欠款的半数进行管控资产和收入。
这件事被谏议大夫梁焘得知后,他紧急上奏劝阻。
他认为把百姓每天的收入都拘掠到朝廷手里,不足的部分再勒索滞纳金,这是在断他们的生计,最后一定是百姓破产,朝廷也收不回欠款,谁也没好处。
也许是觉得上面这些道理还不足以说服朝廷,梁焘又站在朝廷的立场,以“贴黄”的形式从利益角度出发,对奏章内容做了一番补充。
不过这份贴黄的补充,就涉及到了北宋朝廷对天下吸血的手段了。
从这份贴黄中,朱高煦也吸取了不少从对付百官和富户的手段。
这其中内容大概是朝廷是高度优待京师之民,平常日子不怎么骚扰他们,所以京师之中能发育出数百家大姓。
若是遭遇战事,急需钱用,朝廷则可以将数十家大姓弄过来,一天之内就筹足了军费筹。
朝廷养着这些京师之民,平日不动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在这种时候派上用途。
现在朝廷应该好好爱养这些因变法而遍体鳞伤的京师之民,如此再过个一二十年,他们又可以发育成若干大姓,可供朝廷在紧急之时取用。
这份拿“祖宗之法”说事的黄贴,实际上是在劝告朝廷,不要光想着吸血,也得注意造血和养猪。
血造多了,猪养肥了,到了关键时刻再吸血、再宰杀,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有意无意之中,梁焘道破了宋都开封本质。
在北宋治下,开封城富丽繁华了一百六十余年,但这种富丽繁华,并不是自由生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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