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人都知道,具体负责税赋收缴、诉讼案件、上传下达这些具体事务的胥吏是官僚系统的‘神经末梢’,它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地位是要超过其在官僚系统中的现实位置的。
神经末梢不够通达,政令就不通畅,上面十分的努力到了他们手里就剩一分的功效。
但在明代,关于胥吏当官这种事,基本就是没啥前途和希望,这是总的特点。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胥吏转任官员的。
虽然太祖皇帝多次下令,胥吏不准参加科举,但不准当进士,不是说不能当官,只是朱元璋觉得让什么罢闲官吏、娼优之家参加科举,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所以他是把这些‘底层’人士的科举机会一齐抹杀了。
但洪武建元,国家草创,正是用人之时,而且他杀了多少官啊?
所以在洪武年间,吏员不可以考科举,但可以做官,用什么办法,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第一个不让吏员当官的是永乐皇帝。
永乐七年,太宗召见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问其出生,其中二十四人为进士,还有洪秉等四人为胥吏。
于是他申谕吏部: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诏:自今勿复用吏。
洪秉等人就特别的倒霉,莫名其妙见了一趟,就被太宗皇帝给贬黜为序班。
这是鸿胪寺的一个官职,具体负责朝会和宴飨等礼节,和御史那是天壤之别。
不过那也不一定是坏事,碰上永乐这种残忍和强势的帝王,御史过于聒噪,说不定还会被他一刀砍了。
然而要说明的是,永乐七年的这个圣旨,是不让胥吏当科道官员,其他官员还是可以当的。
不过对于胥吏的政治前途收紧这一趋势是没改变的。
到宣宗朝以后,即便转仕成功的官员,也基本不会获得重用。
而明朝中后期,基本不会见到有吏员转官的记载,大多数还是为杂官。
而这些胥吏杂官偏偏还采取就近原则,于本地服役,因为觉得他们长于地方,熟悉乡里,可以成为沟通官民的媒介,有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促成政务的具体实施。
这……也不能说没道理。
只是实际当中已经完全变味。
而官员的任用,一般是要回避家乡的。
所以说官员很难形成威信,老百姓都知道你会走的。
真实的情况,便如那位黄四郎——他只是流水的县官,您才是铁打得老爷。
许多官员本身也知道自己要走,那么自然懒得去捅一个地方的马蜂窝,只要不出大事,随便下面人整,他主要需要把上司给伺候舒坦了,三年一过,贿赂贿赂,弄个优等什么的,又到别处去当官了,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这一套官和吏的逻辑如果理得清楚,就会发现其实一个地方的治理的好不好,真的不是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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