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见于《太祖实录》所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其内涵在于: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
既然如此,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
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民为邦本’这件事多么重要的,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第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第二,清朝与明朝不一样,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清朝则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
尤其顺治年间,清朝不断恢复旧制,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olddays’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
所谓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声音都是他们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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