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敢替他说话呢？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萧瑀和李纲替刘文静说了公道话。他们都坚持认为：刘文静绝无谋反之意。

　　最后李世民站了出来，一再替刘文静辩护。

　　李世民说：“当初在晋阳时，是刘文静最早提出了举义之策，后来才告诉了裴寂。等到攻克京师，他们所得到的信任和待遇却相差太大，刘文静的失望或许是有的，但绝不敢谋反！”

　　李世民为什么要替刘文静辩护？

　　表面原因当然是李世民出于公心、仗义执言，可深层的原因则是——刘文静现在已经是秦王帐下的头号辅臣，是李世民在政治上最为得力的助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刘文静和李世民就已惺惺相惜，关系非同一般；到了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任元帅西征薛举时，刘文静则是元帅府的长史；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官拜太尉、兼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时，刘文静再次担任陕东道行台左仆射。说白了，刘文静现在不只是天子李渊的民部尚书，更是秦王李世民的死党。

　　对此，李渊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当然更不可能无动于衷。

　　因此，对裴寂的宠信和重用以及对刘文静的疏远和贬抑，在李渊这里绝不仅仅是出于旧交情的深浅厚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渊必须防止出现一个与朝廷权力平行的小集团，即便这个小集团的领袖是他的亲儿子李世民也不行；进而言之，李渊也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臣子把本该献给他的忠心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便这个臣子是开国元勋刘文静也不行！

　　基于上述原因，李渊就绝不会放过刘文静。

　　所以，李世民出面替刘文静辩护，不但不可能挽救刘文静，反而会强化李渊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以及他杀鸡儆猴的决心。

　　为了帮助李渊下定最后的决心，裴寂私下里一再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和智略确实是超过常人，但他性情轻躁凶险，且悖逆之言行业已昭然，何况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尽管李渊心里早已作出了决定，可诛杀刘文静的诏令还是在他手里压了好多天。判断一个开国功臣应不应该杀，不仅是在考验天子李渊的智慧，更是在考验他的情商。

　　因为天子也是人，要诛杀一个功臣，他的内心深处不免会有诸多的不忍。

　　但是不管有多少不忍，那一道让刘文静人头落地的诏书最后还是从李渊的手里发了下去。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与刘文起一同被斩首，家产抄没。

　　临刑之前，刘文静仰天长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其实刘文静的这句临samp?/samp终遗言只不过是一种负气的感叹而已。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置他于死地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真相是——刘文静的存在严重威胁了李唐王朝最有权势的两个人的政治利益。

　　首先是天子李渊，当他意识到已经有一个小集团的羽翼正在他的眼皮底下逐渐丰满的时候，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其次是首席宰相裴寂，面对刘文静这种才干和功勋都不在他之下的政敌，他当然不会无所作为。

　　所以，当李唐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决意要让一个人三更死的时候，他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刘文静之死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诛杀功臣的事件。这个事件无疑给丽日当空的大唐王朝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同时，这个事件也在李渊统治集团内部——更准确地说，是在李渊和mark/mark李世民父子之间——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这道政治裂痕一旦出现，便再也难以抹平。随着李唐王朝扫灭群雄、统一天下的进程逐渐深入，这道裂痕也在不断扩大；等到李渊父子肃清外敌、巩固政权的事业完成，这道无形的裂痕也就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深渊，最终使得李渊父子的亲情彻底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之死，实际上已经给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一个幽微而深远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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