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被冰雪”的感觉。
地确,梁启比“神州自由人”更深入的揭示出了中国这个“重文轻武”传统的症结所在。
中国自从秦始皇“郡县天下”后,真正的“封建社会”其实已经消失了,代之以“皇权社会”。中国的皇权社会,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皇帝老儿的心里,最大的担忧就是武将“拥兵自重”,因此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在这方面,宋代和明代可以说做得最彻底,宋、明两朝的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就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皇帝们才不管这个将军是岳飞戚继光袁崇焕或是太监――郑和那样地还算不错,王振的话可就活该当兵地倒霉了。皇帝老儿们既希望平时“将兵分离”,又希望打仗时“将兵一体”,英勇善战(好事全成你们皇帝家的了),这又怎么可能呢?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一个再庞大,比如说宋代有一百多万军队(而且据说武器装备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地),明代肯定不会比这个数字少,大清朝也是只多不少,可打起仗来照样什么用也不顶。
现在就象梁启说的,华夏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中国结束了千年帝制,没有了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儿,这个“崇文抑武”的根源也就不存在了,中国现在,是到了改变“崇文抑武”的国策时候了。
紧跟着梁启,谭嗣同的文章批判得更为猛烈,讽刺得也更为辛辣。
“中国自宋时重文轻武,至南渡败亡,犹不自省,言论皆厌谈兵事,每有建议,则琐碎细事。时宋高宗朝,有黄门建言圣德好生,求禁屠鹅鸭,适报金虏南侵,贼中有龙虎大王者甚勇,高宗忧之,近臣云不足虑,盖我朝有鹅鸭谏议,亦足当之!闻者绝倒。此即民谚之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一类也,不意时至今日,亦有此辈人等。吾即问此辈人等,汝之子女家产,赖何人得以保全?汝之家园,何人为之守护?外寇每至,汝等可曾爬冰卧雪,与强虏一较生死?甲午年倭舰横行无忌,是谁人抛头颅洒热血,歼得倭舰,保海疆之平安?己亥俄乱,汝等又在何处?怎不向俄人高谈阔论,挥遒以却之?岂以汝辈鹅鸭真能敌龙虎者欤?而每当和平一至,汝辈即有无数谰言加于忠勇将士,欲贪天功为已有,以为非汝等即不可保国,岂知尔等被敌屠尽,即我中国一大幸事也!汝等尚有何面目立与世,妄言吾忠勇保**人之是非!唯愿我为国牺牲之忠勇将士,英灵永存,为我中华万民永世之精神财富,造就我**人之典范,为我民万代之表率!”
“这个谭和尚,可是骂得够狠的啊。\”马读完了谭嗣同地文章后,不由得笑了起来,“他上哪知道的那么多的笑话?”
“人家好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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