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光光的把“翔鹤”号打捞起来后,牧浩洋面对的是一大堆难题。
在他走马上任的时候,布莱尔港的修复工作还在进行,主要基础设施都无法使用,连电力供应都得依靠船只上的发电机。导致工程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海运不畅,运输船只只能锚泊卸货,效率非常低。
这时候,牧浩洋在瓜达尔港的建设经验根本用不上。
虽然在中国海军接手的时候,瓜达尔港的基础设施也很落后,但是至少能够供五万吨级船只停靠,可以从海路运送设备与物资。布莱尔港的情况更加糟糕,基本上是在废墟上进行重建。
必须承认,攻打布莱尔港的时候,陆战队太过积极了。
理清头绪后,牧浩洋决定首先修复机场,弄出一条可供大型运输机降落的跑道,以便运送一些重要设备。
此外,还能尽快部署战略侦察机,监视印度的军事力量。
因为首先修复跑道,所以工程进展得非常快。
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架运输机送来了六十吨新鲜食品,主要是瓜果蔬菜,让一万多名陆战队官兵与工程人员饱了口福。
五天后,第一架DZ-20型战略电子侦察机到来,并且在当天晚上执行了第一次任务。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算不上什么大事,主要就是给机场命名。
周渝生等人都认为,应该用牧浩洋的名字给机场命名,因为是在他的指挥下打下了布莱尔港,也是在他的安排下修复了机场。牧浩洋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他的名字不大好,不适合做机场的名字。
扯来扯去,几个人决定抓阄。
庞跃龙的运气比较好,因此机场被命名为“跃龙”。申报上去后,很快得到批复,由总参谋部正式命名为“跃龙机场”。几年后,机场规模扩大,更名为“跃龙海军航空站”,并且在二零三五年,正式升级为“跃龙基地”。
牧浩洋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最后布莱尔港被更名为“浩洋港”。
用军人的名字为军事基地命名,算得上是一大突破,也是黄峙博的特意安排,因为这能彰显军人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在表彰那些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军人。
二零二八年一月八日,布莱尔港正式恢复运作。
三天后,中国与印度总理分别在北京与新德里签署了《中印冲突停战协议》,印度正式将布莱尔港租借给中国,阻期到二零七七年一月十日,中国将象征性的每年向印度支付一元的租借费用。
名义上,印度只出租布莱尔港,以及附近的军事设施。
实际上,在停战协议中做出规定,中国可以根据需要,征用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最大征用面积为一百二十平方公里。
因为涉及到南安达曼原住民,所以中国在征用土地时得支付一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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