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在“人人要革命，个个要造反”的口号鼓舞下，浙江省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团体到学校，成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不久，这些造反组织逐渐归属到了两大派――“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联总”；“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派”。

　　尽管两派都打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旗，可一山岂容二虎？两派为争权夺利，都将斗争矛头指向对方，斗争方式也由初期的大辩论、互相攻击谩骂不断升级为互相揪打、抓人、群体斗殴。后来，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终于酿成更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5月，我们这个紧挨着杭州市区的富阳县也发生了流血武斗。7月初，武斗的战火燃烧到了我家门口。我所在的区共有9个公社，大部分造反派都属“联总”，而与我们公社接壤的龙门公社，既属另一区管辖，又属“红暴派”。两派为了“武卫”，都在准备武器，什么猎枪、长矛都找出来了。武器不够用，造反组织就到铁匠铺打梭镖。这种梭镖像小麦的叶子，我们又称为“麦叶枪”。铁匠铺成了“兵工厂”，几位师傅只得放弃制造家用农具，夜以继日地赶制梭镖。可整个公社9个大队，只有一家铁匠铺，三四只炉子，根本忙不过来，“麦叶枪”供不应求。后来，不知谁想出了个好办法，把砍柴用的7字形旧钩刀上面一横剪除，变成尖形，锤打几下就成了“麦叶枪”。

　　到了7月中旬，局势越来越紧张。为了防止“红暴派”袭击，村里开始放哨，看到陌生人就盘查，以防“奸细”。

　　那年，我19岁，是村里的卫生员，但也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那时战备抓得紧，我经常参加公社、区里组织的战地救护培训。一天上午，我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在山坡上削番薯。吃午饭时，公社造反指挥部通过广播发出紧急通知，说龙门公社的“红暴派”要打过来了，让各村迅速组织人员，先发制人，进攻龙门公社，围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暴派”。我们公社处在武斗最前线，所有非残疾的男劳力都得出征。

　　村里的造反派头头要我马上到公社卫生院领救护药。小小的保健箱，容不下多少药，我领了防暑的人丹、十滴水，外伤用的红药水、紫药水、碘酒、消炎粉、纱布、橡胶等，赶紧回到村里的陈氏宗祠。这时，全村18岁到60岁的男劳力都手握“麦叶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聚集在那里。

　　村造反派头头作了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简短动员后，就直入正题：“这次全村应该去的人，没有特殊情况一律都得上前线。未经请假批准留下的，一律按‘红暴派’论处。如在战斗中受伤致残丧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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